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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说儒教》 第三章 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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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6 08:4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民本渊源
      
       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就是社会的人所从事的,主要是生产活动发展的自然过程。生产者在生产中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生存条件的优劣,决定民心的向背;而民心向背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进退快慢和政权的盛衰存亡。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人类本身从来就是这样客观地发展着的。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一直在改造、探索这个世界。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如下言论:“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是古代禅让的祝辞。尧、舜禅位告诫舜和禹,要谨慎地执行正确的政策。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不能让天下的百姓陷于困苦贫穷,否则,上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终止了。《尧典》:“(舜)曰:‘食哉,惟时!’”意思是要关心百姓的吃饭问题,最重要的是注意农作的时令。并且命令弃去教民稼穑,解除百姓的饥荒:“弃!(远古农业专家)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皋陶谟》也记载皋陶向舜帝进献类似的建议。“皋陶曰:‘允迪厥德,谋明弼谐。……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执政者要真诚地实践美德,才能计谋高明,群臣用命。要谨慎地修养自己,作长远打算。重要的是知人善任,和让百姓安居乐业。“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知人善任就是明智;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对百姓的恩惠,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皋陶还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意思是:执政者们,要当心呀!上天赏善罚恶,决定你们命运的明察智慧,来自我们百姓对你们的明察的喜怒爱憎啊!天意和民意是一致的。有人类就有吃饭问题,尤其在古代,民众流徙性小,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总之,远古执政者都认识到,为政以德,善政的根本是重民。重民先要惠民。百姓无衣食之忧,并且有人生的安全感才拥护你,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得到上天的欢心,才能政治成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政治成败的依据。所以执政者必须自上而下修德、践德,以身作则。

       中国殷朝事神至诚,尊天事神以为政,纣王直到垮台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远在殷中期,先进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妖不胜德”,应该“先修政事”了。《诗经-文王》篇说:“天命靡常”,《尚书-多万》说:“天惟时求民主”。从此可知,天命即民意,天命的根据是“德”,“德”的内容是“惠”。“惠”就是爱民,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德和惠是统一的。下受惠则上有德;上行惠则下有德。德者,得也。“得”之对于上下是互依互存的。《尚书-盘庚》上说:“邦之藏,惟汝众;邦之不藏,惟予一人有佚罚。”意思是:国家的兴盛,全靠你们众人;国家不兴盛,是我一人的过错。“天不可信”,“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都是〈〈尚书〉〉里的话。以上这些就是人类民本思想的基础。

       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身从来就是这样无视天命论的喧嚣和宗党势力的拦阻,一贯的如此客观的自行其是地发展着。“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是人类认识自己、尊重自己的开始。历史通过社会大动荡和重新安排,毫不留情地惩罚天命论者。对于“民本”这一真理,发现它、承认它、尊奉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只不过是没有偏见的清醒,摆脱狭隘阶级、阶层、宗党、私利的正直和一点点突破传统、面向现实的勇气而已。

                                                                          二、 富民
      
       到了中国春秋时代,民本思想经孔子的总结和提高,合乎逻辑地发展为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和理想。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庶之”、“富之”。“尊五美、屏四恶”(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诫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的从政条件,主要是让人民能够在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但是,中国历代执政者,由于私欲的作祟,在实践上往往相差甚远,名奉实违。他们把孔子供起来或放在历史展览馆里,却不实行他的理论。即使所谓圣主明君之流,也只是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奉为治国的谋略,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民富,才能国强。所以,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总是要与民休息,从而达到民富国强。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富民总比虐民强。其实,这一点远不能代表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对治国方面真正伟大的思想??民本??他们都避而不谈。原因很简单,这不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私欲,这是愚民政治。

                                                                           三、 重民
      
       富民虽然重要,但是,必须明确,富民既不是民本思想的唯一内了容,更不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儒教的民本思想是重民。周王以“民之父母”自居的积极意义在于“视民如伤”,“若保赤子”(《尚书-康诰》)不仅要保民、富民,而且要重民。把人当人重视是第一步,人民大众的向背决定一个朝代的兴亡,从这一意义说,民是执政者的上帝,这是进一步。但周人的重民还只是把民作为一个整体,承认其历史主体的地位,“视民如子”的说法不够恰当,把民看小了,但综观人类史,真能做到这一点也已很不容易。孔子把每一个民都当作具有独立意志的人。这是民本思想发展的飞跃。所以,重民才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儒教民本思想认为,在关于人生问题上,人本身是最重要的,人即是民本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民本思想的归宿。人不外乎形和神。人的需要也不外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分,缺一不可,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则只是动物。所以人本能都有这两方面的需要。因而,人类的最高道德就是承认人的这种需要的天然权利,并为之献身。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因此,人必须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尊。孔子就为此在实践中奋斗了一辈子。儒教所倡导的以“仁 ”为核心和总原则的人文观的出发点也正基于此。“仁者,人也”不仅要把人当人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爱人,要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间之人,去掉外界的权位、财产的条件,地位是完全等同无二的,因此这种人类之爱是带有普遍性的。孔子出于仁爱之心,不仅反对人殉,连发明佣的人也深恶痛绝地骂他应该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呼”。不仅作为执政者要尊重被执政者的人格,而且被执政者自己也要尊重自己的人格,要昂起头来光明正大的做人,谁要是自惭形秽,卑躬屈膝,那就是无耻。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有耻是有独立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他一生的言行,浸透了伟大的人道思想,把当时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马夫也当人看。别说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是比一比现在的山西“黑窑主”,不是很伟大的思想吗?

       孔子创立私学,“有教无类”,在人类史上首次打破教育中的贫富贵贱和地域界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受教育,而且还可以做官执政,“学而优则仕”,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贫富贵贱,只要有才德就行。“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马辛)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孔子却认为他“可以南面”。这些光辉的思想,如果单纯从教育上肯定它的伟大意义,而不从民本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就贬低了它的价值。他不仅为平民百姓争受教育权,而且为他们争执政权。这种深刻的民主思想,是统治者十分恐惧,决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孔子终生不被用,孔子思想被篡权、歪曲的根源。后世的统治者囿于阶级、私人、宗党的狭隘私利,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只是部分地用富民而弃其重民,这就阉割了民本思想的精魂,也极大的减损了富民本身的巨大意义。他们认识到富民才能强国,自己的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而不可能看重民,真正承认和在实际中把民致于社会的主体地位。没有重民的富民,不过是愚民政策的谋略。这不是孔子的思想,(当然也不是儒教精神),这到仿佛似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为而已,则无不治矣。”这不过是以百姓为鱼肉,养肥了是为了更好地宰割,更好地驱使。中国自汉代以来的统治者实行的正是这种“儒道杂之”和“明儒暗法”的两手策略。

                                              四、 孔子的现实主义

                                              政治理想和治国蓝图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要了解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治国蓝图,就必须了解孔子立身的当时诸侯争雄、私欲如火的中国春秋时代。

       在徨徨乱世,孔子不在其位而用仁,更见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他积极用世,虽终生不见用,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完整的治国蓝图,和一个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政治理想。

       我们来欣赏一段孔子师徒的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为?”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也,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苛苛而已矣”。

       为推“仁”而正名,如此深刻的思想,连跟随了自己多年的子路都不理解,也就难怪后人说他反动了。春秋以来,社会处于大转变、大动乱之中,社会政治原则,伦理道德规范都发生了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说要正名,首先确定社会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绝对权威,使人们的言行都遵循“仁”的原则。当权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孔子生当乱世,所以要反对权势者和坏人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而对无所措手足,受害最深的老百姓、老实人,则寄以深厚的同情。可见,正名的着眼点仍在于安定社会秩序,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是社会由乱到治必不可少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正在做”。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个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一年就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大见成效。这大概就是子贡所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得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意思是“他老人家得国而为诸侯,或者得采邑而为卿大夫,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叫百姓人人能立足于社会,百姓自会人人能立足于社会;一引导百姓,百姓自会前进;一安抚百姓,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一动员百姓,百姓自会同心协力。”这就是:“进者悦远着来”。以上是第一步,主要是安民。孔子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百姓丰衣足食了,就可以利用农闲从事军事训练,达到可以作战的程度,即“足兵”。这是第二步,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国。第三步则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民富国强了,就要“教之”,努力协调社会的各种关系,普遍提高社会的文化道德水平,建成一个有仁德的社会。这很不容易,需要三十年。但这还不是孔子的理想。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即达到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争等同类相残的盛世了。不少人认为孔子要复辟倒退到西周,乃至唐虞之世去。孔子确实对尧舜禹赞扬备至。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舜尧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一点也不谋私利。他赞扬、怀念西周的话更多,称之为“至德”之世,但西周远没有“胜残去杀”。尧舜禹时代虽然没有剥削压迫,君王和百姓同甘共苦,大公无私。尧舜虽然伟大,毕竟不能“修己以安百姓”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什么呢?当然是生产水平太低了。可见,孔子的理想社会既不是尧舜时代,也不是西周,而是“胜残去杀”,加上“有天下而不与焉”,加上“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还要加上“尧舜其犹病诸”的“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试问:这是复辟,还是维护那一个阶级的私利?

                                                                     五 、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的人格是“圣人”。以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为灵魂的文化,和那种同样追求人道而误入歧途的其他宗教根本不同。它们的分水岭就在于是愚民还是重民。用儒教思想哺育出来的民族永远不会消极,因而也不会被困难和失败打倒而放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这种人类的先进人物,总是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他们 积极进取、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不仅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而且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平时总是那么超然、平易宁静和宽容。这种献身精神和高尚情操熔融一体的古君子风,凝晶成人类本性的人格气质,即所谓人类精英的骨和魂。

       人类历史上,特别是战乱频仍的乱世,是否有能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类的思想家?起码在主观上,古圣先哲是认为有的,并且真的身体力行,为之奋斗终生。只是由于古代不具备实行这个伟大理想的客观条件,他们的这种努力才不可能实现。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这种美好愿望和到处碰壁的实践,纯粹是主观的痴心妄想呢,还是也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或者说,在阶级社会,是否具有产生这种人类思想家的客观条件呢?

       人,作为在自然进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不分宗族肤色有何差异,同归一个类。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产生于世界,也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文明时代,并且只能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未来的。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私欲蔓长而内部分化各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以后,这种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也是以其相互依存,共同维护人类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任何阶级的狭隘的私利,只能在有利于人类整体发展,或起码不破坏整体存在的限度内发展才允许的,否则,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必将被新的秩序所取代。人类是整体,阶级是其部分。所以,对立的阶级尽管表面上似乎势不两立,实际上总是作为整体的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当某一部分不适于总体的的存在和发展,它便作为整体的坏死部分被整体抛弃,而整体将更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一点,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类,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丘不与易也’。”意思是,我们既然是和鸟兽不同的人,就得和人接成一个整体,共同去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本来是明摆着的道理。也许正因为显而易见,反而被忽视正如空气是人类共存的第一需要而不被看中,直到空气污染危及生存,才想到净化空气一样。其实,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属于全人类的伟大人物,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正如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一样,人类整体也是一个更大的客观存在。正如一个人可以突破其所由出身的阶级局限,站到对立的阶级去一样,一个人也完全有可能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站到全人类的立场上来。这也正是儒教“仁”学的社会基础。这种人类的思想家,虽然有时也维护作为历史自然进程的必然环节的某些争战、剥削制度,但他们向往并为之奋斗的,始终是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争的大同世界。这种人类的思想家也就是圣人,他们沿着人类可观的前进方向,因其势而利导之,走向“至德之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同劳共享的人类美好的归宿。孔子是一个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突破时代和阶级局限,站在人类立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类思想家。他的伟大思想虽然后人多次篡改、批判、打倒,但这些思想的光辉却像大海,像高山,依然那么浩瀚,那么巍峨。长年累月的污泥浊水,不仅没能,也永远不能损害它、淹没他,反而向肥料一样,沉积在它的脚下,把他越垫越高,促他越长越拔。由他所哺育的民族历尽劫难,依然、并且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人类这个概念的外延由于历史的发展而扩大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教思想也就越过了小九州,逐渐为大九州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本身的分裂和争战反而越演越烈,而是大九州出现了近似于中国春秋战国争霸争雄的局面。人类的先进分子在为人类寻求出路而发掘历史上的文化宝库时,他们已清醒的头脑在此发现了这个标志人类文明进步的瑰宝,认定它能引导人们探索前路,勇敢的走向未来,是指在不太远的时候把人类幻想、追求过的理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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